每次见到思源，稍聊长点，就提到以前。
思源画抽象很早，在上世纪的89年全国美展上他和杨大伟创作的作品就凭抽象的风格入选，那时他俩还是学生，而且是不在省城的大学里求学，可想而知，我们都有过为全国美展拼博的时代，因入选名额限制，摊到每个省各画种也就几件，更何况全国美展的风气基本是以伤痕、风俗题材或写实画风为主导，“没形象”的抽象作品几乎是鳞毛凤角。也许正是这次成功奠定了思源至今孜孜求索的追求志向。
思源的风格演变经过了比较长的两个阶段，前阶段就是以媒介转换的语言探索，这个时期恰逢“85思潮”余音，对现实状况的反思自然成为他的反省源。这个时期我们交往密切，我是八五年留校任教，因年轻，自然就做了他们一年级的班主任，常带着他们写生、创作和玩耍。我虽是老师，不比他们大几岁，所以，我那不大的双人房间里，经常师生不分，侃谈现代艺术和文化。讨论的话题不仅是现代西方的艺术大师，更喜欢萨特（Sartre）、叔本华（Schopenhauer）、弗洛伊德（Freud）、海德格尔（Heidegger），还有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杜威（Dewey）和罗素（Russell）等哲学家。这些知识的了解与探讨无疑在他的文化觉醒初始构筑起思辨性的认识基础，所以，这时期的作品流露着对自我存在的质疑与矛盾，他们经常会把一些彼此不协调的生活物品甚至冲突的元素，拼合粘贴在传统的画布上，营造一种单色凝重的色调，充满了压抑与彷徨。显示了“自在存在”（萨特）的不可控性。
在中国，6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具有对本质穷究与精神追求完美性，原因是在其青少年的世界观形成阶段，恰是中国改革开放精神文化追求最为纯粹的时期。称其纯粹，是因为人们对物质还没有太多欲望，又鲜受文革之风的深刻改造，文革之后的精神匮乏致使人们更急需精神的救赎。自然这代思想空白的人完全接受了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思潮的影响，建立起了自我的独立批判意识。思源正是在这种独立的探究过程中，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起一个属于自我精神高度的“乌托邦式”艺术世界，这是一个以实物媒介重新构筑的抽象性精神家园，也是对现实世界不断质疑而转向内在的自我审视的秩序构筑。
时间荏苒，转逝于今，我仍然看到思源执着的追求。思源的抽象风格的发展是伴随着中国现代社会的进程自然而然地默默转变，那种独立自我的追求没有变，唯有可变的是他当随时代而融的新画风。
与物容，是去年我为思源的个展起的名题，也是我久违其作后第一次全面了解他的作品，它源于“与物有宜”（庄子《逍遥游》），其本意是人与天地万物共生共自然比互相涵摄。在新的作品里只是我已看不到以往那些坚固的形状及萌始的褐色世界，取而代之的是诡异斑斓的色彩世界，和一些繁杂游离的莫名状物态，让我感受到一个似乎不存在的梦魇世界。
我们身处一个信息化的多向度空间里，自然，我们面对的事物以及看法均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些事或物是图像的印记和信息所营造的虚拟现实，传统的在场经验已很难真实表达我们的内在。这个境遇。也许，思源阐述的太少，那些图像般斑斓的色彩以及游浮的物质，非的笔状或许暗示了他的观看视角的嬗变。可能把思源的风格归为抽象艺术有点牵强附会，他的这类明显含有图像印记的作品已逾越了传统意义的本体构建，因为抽象艺术的根本是极力剔除艺术语言之外的任何载体，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反对现代主义的理由之一也是认为抽象主义发展到最后过分形式化，没有了人性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思源是本土文化生长起来的艺术家，自然深受本土文化的影响，看待事与物更容易从自身的生存环境来把握，平衡自己状态，因此，他的作品中自然而然地显现出其对周遭环境的深度感受和认识，那种祥和委婉的处世方式也就流露在他的作品中。他更喜欢在图像化的境遇里显示某种融合的契机，而不是走向极简或回归。柏格森（Bergson）把“绵延”视为一个浑然不可分割的整体，它的要义在于不断地流动和流变，它是记忆中过去的时刻在不断积累的真正时间。因此，思源深层对经验世界里逐渐建立起来的抽象思维意识在面对世间变迁的过程中，始终在不断调整自己与周遭环境的对应关系，他的本能化的抽象思维意识在新的图像化时代里得到充分显现，所以，现在的作品既有延续着他不为世俗风格所左右的独立思考品质，又具有在图像化世界里避免流于平庸的自我救赎，他想为我们呈现一个未来世界存有人性的可能。其实，在虚拟的图像系统中构建一种独立的品格精神的确是一件创作难事，因为传统的抽象只要对自我负责，找到像格林伯格（Greenberg）所说的一个局部扩大成整体的逻辑抽离即为风格。虽然，现在已不是那个现代主义的时代，信息化的虚拟、多维的时空，不知不觉改变了我们线性的思维方法，思源也有过质疑和疑惑，但那是自然而然与生存的境遇产生的冲突所致，我想归结来看，就是自我的独立与虚幻的实在。在自我独立品格架构的过程中，我们谁也不曾想到信息化时代到来竟如此迅猛，以至于很多人还没搞明白现代本质的关系就昏昏朦胧进入了当代。思源作品的真实性是他从自我关联中抽取了两类看似不融的秩序语言，重新构建了一个仿生的另类视觉空间。原有建立起来的自我内在语言秩序，转化自我的消解与融合。那些纷杂的浮生之物既是自然物状的植被体又是他自己情绪记录的痕迹，这种类似效仿自然被的仿生现象，更像图像化世界里的微式景观。这是一个由内向的抽象秩序转变为外化类象的呈现，也是把自我消融于无我的有我之境。
我认为思源这代人的抽象性语言的建立，是在不断的过程转换中逐渐形成的，所以，并没有一种先验为主的纯抽象形式起点，而是在不断的质疑与冲突的过程中厘清了自己的追求。
“与物有宜”，是二千八百多年前的人类就向往的生活方式，是传统中国文人最朴素最基本的诉求和向往，“不敖倪于万物”但又是难以企及的久远。在科技化的信息时代里，人类又能如何掌控、平衡未来的世界？是否我们今天还有资格去得到精神与天地相通的境地？思源通过绘的方式编织出微观世界里的人性温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保持共感的纯粹性，感染我们的共感之真、之切。我想，人的精神不就是在追求的过程中才彰显出品格的升华及意义吗？
2017年12月27日于清华园
（顾黎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油画学会理事，中国美协油画艺委会委员。）
